第三个角度是“社会”。去年3月台湾选举的乱局，提供了林志玲成名的时空条件，但这只是社会情绪的短期需求而已。林志玲一直红到现在，红的版图和广度不断扩大，说明社会中有一个群体，不仅只消费林志玲身上短期的清爽和无争而已，而且还进到了更大规模、更深层次的“认同”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里。

    明星的拥趸由少到多、程度由低到高可分为三类：“群迷”(fan)、“选民”(voter)和“族群”(tribe)。“群迷”是感性的，无视明星的负面新闻而矢志追随，是构成明星魅力的基础。“选民”接受明星的感性号召后，会持续与明星的价值观进行对话，具备较大的广度和持久力。“群迷”和“选民”的经济产值都是相对微弱的，由“族群”概念所描绘的社会风格部落认同，才真正是明星经济学里的“杀手应用”(killer application)。道理很简单，经济产值的主要产出者、明星动能的维系者，并不是明星，而是风格部落里的你我他。看看90年代初期的“麦当娜族”、21世纪初日本的“滨崎步族”。当新明星淘汰了旧明星，新兴部落族群将在意识形态或文化的主导权上，驱走老旧的当权派。

    在“林志玲现象”里，可以清楚看到这种“星光权力”的转移——林志玲超越了萧蔷，而“林志玲族”则淘汰了台湾的“四十岁时代”。

    在40岁以上的台湾人中，萧蔷曾是万人迷的大明星。在她崛起的90年代里，萧蔷“美女”和“女强人”的社会形象，与那个年代台湾ODM电子业发达的管理理性相呼应，也与女性首度大规模进驻服务业高阶职位的职场趋势，有着价值与伦理上的亲近性。

    但这种管理理性，已不再是当今新的全球化时代所向往的价值。和林志玲出身背景相仿的新一代，有较佳的学历、较好的英文技能、较多的国际化经验，也有更多的自信与自我实践的渴望，就是说：他们是台湾最具个人主义信仰的新一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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